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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不像现在这样重视教育，我们学生主要是劳动，课上的很少，教师既缺乏，水平又低，学校没有物理老师，我们的物理课基本没有上，全班同学根本没弄懂物理书上讲的是什么意思。然而这次重点班考试要考物理课，怎么办呢？我就采取了死记硬背的方法，把物理课本从头到尾强记下来，考试中的填空题和回答题我都采取对号入座的方法，原原本本搬上去，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幸运的是，其中一道分数最高的题是热能转化定律的论证，是书上原本原样的例题，我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都没错误地写到了试卷上。这真是一次上天赐予的幸运，不过，这里我要告诉青年朋友们的是：幸运总是青睐和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勤奋的人。与我一起参加考试的同学，他们为什么没把握住这次幸运呢？考试结果公布以后，整个七里学校初二年级（那时初中只读两年，不像现在读三年）只有我一人考上重点班。家里太穷上不起，我母亲不想让我上，我找到我们队队长余天才，他非常支持我，生产队里给我贷款10元钱，我把5元钱留给了家里用，另外5元钱作为我的上学费用。我就是靠这5元贷款钱，走出乡关，踏上了求学之路的。
1978年10月6日我拿着贷款的5元钱，背着10斤米和被子到宜城县雷河长岗中学报到。学校条件很差，睡的是树枝稻草，吃的是2分钱的南瓜或咸菜。有的同学受不了苦回家去了。别的同学一天吃1.21.5斤粮食，我每天只能吃0.91.0斤粮食，因为我们家穷，没有米吃，我们每个学生吃的米都是从家里带到学校的。我每天都感到肚子饿，但咬紧牙关拼命学习，决心获得第一名的学习成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半月后，学校为了弄清这个新招的重点班（只有这一个班）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统考。考试结果，我五门功课（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平均87分，全班只有两个人及格，第二名是班长（一个老师的女儿，读过初二的复读生），平均只有62分。这一优异成绩震惊了全校老师，校长异常兴奋地宣布：“我们发现了一个小天才。”他把我这个衣着破烂、连饭都吃不饱的学生一下子就直接任命为学习委员。在不到10个月的强化训练中，我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是全班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学生。1979年6月中考，全班只考了两个学生（另一个300分，刚刚达到分数线）到宜城一中，我以369分的高分，以化学95分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在长岗中学学习的10个月中，整个冬天和春天，我只有入学时的那一套衣服穿，春天长满了虱子，上课的时候虱子掉到了课桌上。我一边学习，一边同饥饿、疲劳、虱子作斗争，真正地把自己的潜力给予了最大的挖掘和发挥，创造了我求学生涯的第一个辉煌。
长岗中学是我求学生涯中的第一所学校，我永远感谢培养和关爱我的老师们，特别是数学老师周荣勋（现为宜城一中退休教师），语文老师刘春香，英语老师简大香。
1979年9月1日，我到宜城一中报到，开始了我的高中学习生活。在整个宜城一中文科学生中，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排列第一位。这时我们家从宜城雷河搬到宜城郑集皇城大队十小队，用我们家的房屋抵消了我们家的债务，这是当地干部群众施恩于我们家，把我们家从负债深渊中解救出来的变通做法。我们家摆脱了债务，我也能吃饱饭了。但到了高中二年级时，由于长期紧张和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已虚弱不堪，胃痛，鼻出血，浑身无力，失眠耳鸣。我不得不在忍受这些痛苦的同时，顽强拼搏。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把英语课本伸到食堂卖饭的窗口里借光背诵英语。冬天天冷，一位老厨师见我如此刻苦，经常偷偷地给我拿热馒头吃，以便暖和身子。古人“凿壁借光”，我不凿壁即可借光，还能偶尔吃上热馒头，我觉得自己比古人幸运多了。整个高中期间，我没有丝毫松懈，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大年三十和初一我都还在学习。
1981年7月第一次参加高考前夕，我的身体已基本上垮了下来。英语考试我迟到了28分钟，差2分钟我就不能再进考场。考试时我的大脑已成空白，完全依靠平时的良好功底吃力地做着卷子，考完以后不记得卷子上是什么题目了。回家以后，四肢无力，已经下不了床。尽管如此，我仍以高出大专录取分数线2分的成绩中榜。不幸的是，在宜城县对中榜生进行体检时发现我肝脏严重肿大，脸色蜡黄，后确诊为急性肝炎，由此名落孙山。别的中榜同学上大学时，我却住进了宜城县医院。同年10月我到宜城一中复读。复读的一年中，我始终在同病痛做斗争，肝区疼痛，四肢无力，失眠耳鸣，第二次高考前我的身体比第一次高考前更糟。所幸的是，我没有再出现迟到的情况，并且有过考试经验，坚信自己能够考上，考试时能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考试完毕以后，我已走不动路了。我哥哥和邻居伙伴李光富用板车把我拖回了家。高考成绩下来后，我以总分420分的成绩名列全县文科第一名（这一年整个宜城县高考非常不理想，宜城二中没有一个中榜的大专生）。后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我终于践履了自己不考第一誓不休的诺言。
宜城一中是我求学生涯的第二个学校，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飞跃，使我由一个放牛娃一跃而成为在当时被称为“天之娇子”的大学生。宜城一中的操场上，鲤鱼桥水库旁，都留下我许多朗读声和漫步沉吟的身影。我永远怀念和感激培养我的老师们，特别是第一个班主任刘新民老师（语文老师）和第二个班主任王世民老师（地理老师）。
三、享受孤独：
从中华古老智慧中汲取力量
我想方设法获得了宜城县卫生院体检医生和湖北大学（当时叫“武汉师范学院”）体检医生的同情，他们给我网开一面，让我蒙混过了两道体检关。按规定三个月内发现身体不合格会被退学，所以，入学三个月之内尽管我的身体非常虚弱，肝区疼痛难忍，但我不上医院，不暴露自己患有严重的肝炎病。三个月后，我即到医院检查，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学校立即把我送到湖北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传染科住院治疗，但效果不佳。1983年初我休学回到宜城县卫生院住院治疗近半年，效果依然不佳。1984年复学体检仍不合格，是我说服医生同情我的家庭和遭遇之后，医生放我一马才过关的。复学以后，我又第二次住进湖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治疗一个多月。我在医院治疗时，都采取的是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是由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采用最先进的方法、最好的药物进行治疗的，我自己也非常配合医生的治疗。但是，治疗效果都非常不好，最多只是暂时缓解一下，不久就复发，并且非常严重。医生们很担心会恶化为重症肝炎，都非常细心治疗，多次组织专家会诊。第四次住院治疗以后，我决心再也不住进医院治疗了，因为我知道医院已经治不好我的病了。我的病越来越严重，手掌出现许多小红点即“肝掌”，颈胸出现“蜘蛛痣”，超声波显示出密集微波，鼻出血频繁，肝区疼痛加剧，种种迹象表明，我的慢性肝炎病已向早期肝硬化转变。
自从1981年8月体检以来，我一直被病魔纠缠着。被湖北大学历史系录取以后，我还担任了班上的宣传委员，咬着牙忍受病痛，认真学习和参加班上各种活动。我没有一天从内心里感到快乐。随着病情的逐渐加重，我非常担心我会像我二姐那样被病魔夺去年轻的生命。为了减轻痛苦，我进校不久就研究起佛教和道教，从道教中我了解到中华民族有一种古老的治病方法气功。早在1980年，我在一本杂志上就看到过介绍气功治病的文章，但那时没在意，当我从道教书籍中得知气功可以治疗疑难病症以后，就在图书馆和书店搜寻有关气功的书籍，认真阅读，认真研究。
1982年10月，我在湖北大学图书馆看到北京画院画家郭林老师的《新气功疗法》一书，得知新气功不仅能治疗各种慢性病，而且能治癌症，异常兴奋。但新气功动作繁杂，不知道怎么练，我就练其它比较简单的功法，例如，刘贵珍的内养功，马礼堂的养气功，以及站桩功等等。我还向一个体育老师学习了太极拳。但是各种气功讲究意守，讲究调整呼吸，结果我练功出偏，出现了“着意”和呼吸急促混乱的偏差，我不敢再练了。自从见到郭林老师的《新气功疗法》一书后，我就下决心到北京向郭林老师学习新气功治病。从1982年10月到1985年7月，经过近三年的积攒，我终于凑集了180元。这180元中有60元是我投稿获取的稿费，其余是节省和借来的。
1984年10月，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给郭林老师写信，汇报了我的坎坷经历和病情，并表达了我已凑足钱准备到北京学习新气功的决心。郭林老师接到我的信后非常高兴，指示她的女弟子徐嫣阿姨（真性红细胞恶情增生症即“红血癌”患者）给我回信，让徐阿姨叮嘱我一定要带照片以便办理进公园的月票和坐公汽的月票，并特别安排我在北京紫竹院学功以便她亲自教我（紫竹院离郭林老师家较近，郭林老师主要在紫竹院教功）。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郭林老师安排我在1985年暑假赴京学习，叫我一放暑假立即赶往北京学功。我的信发出一个星期后即收到郭林老师指示徐嫣阿姨回的信。接到信后，我万分激动，热泪盈眶，禁不住放声痛哭。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救星，找到了希望。
1985年7月10日一放暑假我即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那时是慢车）于11日晨到达北京，我直奔紫竹院，当天上午见到了徐嫣阿姨。她告诉我郭林老师在半年前（1984年12月）因操劳过度突发脑溢血而仙逝。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不禁失声痛哭，并后悔自己没能早日到北京跟随郭林老师学功。
我们很容易把“崇高”和“伟大”这两个词同“国母”宋庆龄和科学家居里夫人之类的女性人物联系起来，而很少用这两个词汇形容其她女性人物。但我在这里要用这两个词汇赞美和歌颂郭林老师，我在这里要向青年朋友们说，郭林老师是一个崇高而伟大的老太太。她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第一个也是唯一找到了战胜癌症和各种慢性病症的锐利武器的人。她创编的新气功是抗癌治病的法宝。她不仅用新气功治好了自己的癌症（子宫癌），而且治好了成千上万的癌症患者……（原稿省略3000字）
在我濒临绝境、九死一生的紧要关头，是郭林老师创编的新气功救了我，而郭林新气功是中华民族古老智慧的科学结晶和现代应用，所以，说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救了我。并且，在那病魔缠身的艰苦岁月里，是中华民族的这种古老智慧给我力量，给我希望，使我甘然享受着这种孤独和苦行。
我在这里用了这么多笔墨描绘我这段与病魔顽强斗争的经历，目的是希望青年朋友们在人生的旅程中，如果遇到我类似的境遇，不要悲伤，不要绝望，要向郭林老师学习，用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四、山高人为峰：
漫步隆中山的青年学子
1987年6月25日，我从湖北大学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襄阳师专政史系从事世界现代史教学工作。襄阳师专坐落在风景美丽、环境清幽的古隆中山麓。东汉末期，诸葛亮为了避乱和游学在隆中躬耕陇亩，隐居十年。我每天都到隆中读书、练功。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隆中正门牌坊上赫然醒目地刻着诸葛亮“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修身箴言，都时时激励着我。我觉得自己应当师法诸葛亮。诸葛亮结庐隆中，一边躬耕陇亩，修身养性，以待天时；一边博览群书，游学交友，运筹韬略。我可以居住隆中，一边练功治病，求得健康，静待时机；一边读书教书，研究学问，著书立说。
在隆中练功不到一年时间，我已彻底战胜了自己的疾病，从病魔缠身的囚笼中解放出来。我的人生航标开始调整到研究学问、著书立说的方向上。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鞭策着我。我在大学里读书时把精力主要放在中国历史上，而在襄阳师专教书时教的是世界历史，这两者结合起来，使我在学术上能够古今贯通，中西合璧。
父亲的早亡、二姐的夭折、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史不绝书的中华苦难、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普遍贫穷，这些都使我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了什么？1930年，立国只有150余年的美国在纽约建造了拥有102层，高380米的帝国大厦，72部电梯以400米/分的速度昼夜升降，美国只用了150余年时间便成长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超级物质文明大国。而这时的中国，毛泽东正领导工农红军与******军殊死搏战，正所谓“黄洋界上炮声隆”。秦砖汉瓦已经发明了两千多年，但绝大多数老百姓还住着低矮的破草棚。这时的美国，电冰箱、吸尘器、洗衣机、小汽车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而中国的老百姓还不知道什么叫电，对于电器更不知道是何方神物。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还赶不上美国人150年的发展，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每二、三百年必然会出现人吃人、人杀人的大劫难，陷入治乱轮回，王朝更替的周期循环，而日本天皇万世一系，西欧庄园规模千年不变（中国“富不出三代”、“千年田八百主”），没有陷入中国周期轮回的“怪圈”，这又是为什么呢？通过对中西历史进行比较研究，我发现，在中国历史上，被人们忽略的约定成俗的习惯性制度分家制度，表面上和和气气，兄弟之间地位平等，平分家产，好像完全无害于人，但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乃至现代中国一切悲剧的根源。
中国传统的分家制度导致的家庭经济负增长和家庭人口的正增长，是一条通向贫穷深渊的致贫之路，也是一条通向人吃人、人杀人的致难之路。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祖先在处理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这两大生产问题上，没有欧洲人、日本人高明（西欧和日本在古代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不可分割，次子离家出走）。对此，千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没有人破解这一历史哑谜，就连以“鉴以往事，以资以治道”而著称的司马光294卷本《资治通鉴》对历代封建王朝覆灭原因的总结，也是不得要领的。分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斯芬克斯（Sphinx）之谜”一样，如果不破解它，它会继续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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