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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1年开始，我们家开始发生病灾，直到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去世为止。
悲剧始于1971年我祖母姜秀英病故。我祖母28岁守寡，是旧社会传统的小脚女人，只能做家务，不能从事生产，一生中都在饥寒交迫中度过。那时她与我叔叔周启善一起住在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十小队，我们家住在二小队，相继六、七里距离。记得在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堂姐周贵珍带我去看她，她躺在破被子里，我打开被子一看，见她全身发肿，面部肿得像馒头，堂姐及一群小伙伴吓得一跳，他们赶紧后退，而我却上前推我祖母并喊她：“奶奶，您怎么了”，他吃力地说：“我要喝水”。我给她递水时发现她无法坐起，并且眼睛看不到东西了。那时，我才7岁，只知道害怕，不知道她已生病。第二天她去世了。上大学后，从医书上我才知道祖母患的是肾脏病，肾脏病结束了她60年的凄惨人生。
1972年，我叔叔周启善病故。叔叔周启善12岁参加革命，他是在讨米要饭的路上被李先念的部队收留的，是均县土桥镇最早的少年共产党员。他参加过解放战争中许多大战役，包括百万雄师过长江的战役。在一次突围战中，敌人的手榴弹弹片夺去了他的一只眼睛。由于作战勇敢，成为马营长的警卫员，挂双手枪。解放以后，他成为土桥区第一任区委书记。丹江水库淹没土桥镇以后，他随我父亲一同迁移到宜城县雷河公社七里大队，被分配到十队，离我们家五、六里。与我祖母和我堂姐周贵珍一起生活。1972年春天，他背着一麻包糠到宜城县城卖，路上被一汽车撞昏，倒在稻田中。当他醒来时发现麻包里的糠撒了一地，是麻包和糠救了他的生命。但从此以后大脑昏沉，秋天即因脑溢血去世。医生说是汽车撞的缘故。他之所以被撞是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战争使他失去了一只眼睛，眼睛缺陷又使他过早地结束了生命。
1975年，我父亲周启华病故。他患的是胃溃疡病，因胃溃疡出血过多而辞世。他一生在饥寒交迫和辛苦劳累中度过。他年仅9岁即失去了他的父亲，挑起了养活他母亲和弟妹的生活重担。12岁就成为一个“娃娃挑夫”，把一些柴米油盐、日常杂用挑到武当山上供给道士们使用。大雪封山之时与道士们住在武当山上。一位好心的道姑见他可怜，曾给他做过几双棉鞋。自我记事之日起，我就看见我父亲起早摸黑，整天都在忙碌着操持全家七口人的生计。记得夏天烈日当空时，他还在挖地或给菜园里的瓜果浇水。一次盛夏中午他在菜园里忙碌时中暑昏倒，我发现后喊来邻居把他抬回。我母亲说我父亲是累死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我父亲在宜城县卫生院内科病房只住了四天医院便去世了。为了救我父亲，一天夜里，我把从七里大队借贷的200元用于输血的钱送到医院，途经鲤鱼桥水库，由于夜晚船工停摆回家，我游过近2里宽的水库，差点溺死在水库中。那时我只有11岁。
1976年，我二姐周广菊又病故了。我父亲病故两个月后她即病倒，最初患伤寒，接着患中耳炎，再后患再生障碍性贫血，最后确诊为白血病（白血癌）。一年之内，她三进三出宜城县卫生院，中间只在家呆过不足半月。有的医生说她是因大量使用氯霉素中毒而患白血病的。现在氯霉素因副作用太大，是致癌物已在国际上禁止使用。她去世时只有17岁，正处于天真烂漫、豆蔻年华的花季少女阶段。她与病魔抗争了一年，但最终没能从死神手中挣脱出来。
她是一个与生俱来似乎就注定了要承受苦难的农村女孩。1959年正值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她出世了，由于缺奶、缺吃，她多次在母亲的怀里饿得奄奄一息，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是一个勤劳节俭、不畏艰苦的农村女孩。8岁即承担全家人洗衣服的家务，冬天的冰水把手冻得通红发肿，纤细的小手仍吃力地搓揉着衣服。10岁即上山砍柴，大年三十才迎来了她从鄂西山区砍柴的回归，先是雨加雪，后是鹅毛大雪，头发和全身上下的衣服因雨淋湿透而冻结成冰块。
她是一个由于当时经济和科技落后而成为牺牲品的农村女孩。她12岁辍学回家挣工分，14岁成为生产队打农药的“打药员”，多次农药中毒。住院期间又连续不断地大量使用氯霉素。如果不是农药和氯霉素，或许她不会患白血药。
她是一个美丽清纯、心性高洁的农村女孩。在我父母的五个儿女中，她最聪明漂亮，惹人喜欢，让人爱怜。在一年多的住院期间，她遍读医书，记下了数万字的笔记。她说她若能病愈，要当医生治病救人。
她是我的亲爱的姐姐，是我的小保姆和启蒙老师。她从小把我哄带大，教我玩耍，教我写字，是她开启了我的童蒙。她患病以后，我痛苦不堪，每个星期天我都走到医院去看她，给她送去米、菜、贷款的钱，为了避免在路上被狗咬和被路过村庄的孩子打，我总是带着一根竹棍子。每当她见到我时，又高兴又悲伤，拉着我的手哭，我几乎总是看到她发烧打吊针。她的眼泪，她的倩影，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当我得知她病故以后，从家里哭着奔向七里二队林场水库渡口处，没有看到又折回家以后，才知我母亲和哥哥从大路上（从白庙到雷河的公路）用板车拉着二姐的棺材回来，没有拉回家，直接拉到坟场。几个大人拉着我，不让我去，说小孩子到坟墓去送葬不好，我挣脱后奔向坟场，只见别人免费赠送的破棺材装着我那死去的二姐，衣服和被子从破旧棺材上的许多破口处显露。我在棺材旁拼命哭，也不知道害怕，只知道悲伤痛苦之极。直到今天，每当我想起我二姐的不幸的时候，我都禁不住以泪洗面，而其它任何一件事都不会使我这样。我亲爱的二姐去了，永远地去了，愿天国的圣光时时照耀在她那孤寂冷弱的身上！
我父亲和二姐给我们留下了3000多元钱的债务，那时一年到头全家挣不到20元钱，3000多元钱比现在10万元还多，在那个时候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意谓着永远要背着债务，一辈子也还不完。贫寒的家庭从此更加贫寒，完全可以用一贫如洗来形容。
苦难造就强者，苦难对于一个不屈者来说往往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苦难使我明白了人穷志不穷，也促使我奋发图强。每当我经过我父亲和二姐的坟墓时，悲伤都袭上我的心头，我仿佛看到父亲那老黄牛般的勤劳身影和二姐拉着我手时的满面泪水。丧父之痛和丧姐之痛紧紧地纠住我的心灵，促我化悲痛为力量，促我奋发向上，成为我勇敢地迎接一切困厄和逆境挑战的精神动力。
我自读书之日起，学习成绩就比较优秀。宜城市雷河镇现任七里小学校长兼七里村书记黄道文老师见我勤奋好学，从二年级开始就一下子任命我为班长，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名，从没屈居过第二名。苦难更使我奋发，我的成绩遥遥领先，常常把第二名远远甩在后面。在农田劳动和做好人好事等方面，我也争当先进，每学期都成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同学们敬佩我，校长老师们喜欢我，我成为红小兵（即现在的少先队员）大队长和学生会会长（即现在的学生会主席）。
在1978年10月我考入雷河公社重点中学（长岗中学）之前，有两件事是我少年时代最值得骄傲的事。
第一件事是我到宜城鄂西化工厂捡铁的事。1977和1978两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离家28里远的鄂西化工厂捡破烂，背回到离家4里远的一个废品收购站卖钱。往返路程超过50里，重量一般为30多斤，最多一次超过40斤。早上天不亮出发，到晚上天黑才回家吃饭。在饥饿的煎熬下，我吃过垃圾堆上工人家属丢弃的小半截馒头（那时工人阶级地位高，生活好）；在大雪纷飞的冬天，脱下棉裤在堰塘里挖藕吃；也曾偷挖别人菜园里的红薯吃。往返途中要经过鄂西山脚下的蛮河，为了节约2分钱的过河费，涉水过河。冬天河面结冰，脱下棉裤，踏冰过河，冰水刺骨，如同刀割。背负太重，每走几百米就放下歇息一会再背。由于流汗太多，需要补充水分，堰塘、河渠甚至稻田里的水都捧起来喝。回到家中对着镜子一看，满脸灰白，那是由于出汗太多、汗中的盐分结晶成小颗粒的缘故，手一摸，即可看到手上一层白色盐粒，洗脸后手巾和洗脸水都是咸的，可见出汗之多。在我12岁到13岁这两年中，我一直坚持每个星期天到鄂西化工厂捡破烂，家里的油盐杂用都靠我捡破烂维持。直到现在我还怀念我那时艰苦卓绝的奋斗生活，那真是水远山高，童心豪迈，意气风发，化苦为乐。
第二件事是为了考上长岗中学（即现在的雷河中学）重点班，我三天三夜没上床睡觉。1978年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放学前，我的班主任化学教师方老师突然对我们说，三天后到辛常中学集中考试，雷河公社长岗中学要把全公社最优秀的初二学生集中起来重点培养，以便能在升高中的考试中输送较多的优秀人才到宜城县一中。方老师说：“我们屋里练兵，不一定非要考到重点班去，就在我们学校训练，也一样能考到‘五七’中学（即现在的宜城市一中）。”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必把考长岗重点班当回事，不必认真复习。他想让我们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留下来，由他组织复习，直接考上县一中。后来才知道别的学校一个月以前即已通知学生复习备考，他有意隐瞒，不让我们知道。我没有听他的话，放学后一口气跑回家，没吃饭就在饭桌上开始复习背记，一分钟也没耽搁。接连三天三夜我没离开我们家的那个破烂的小方桌，也没有上床睡觉，太累了就趴在饭桌上打个盹。期间有一道几何题我弄不懂，跑到本队曾照荣老师家请教，他家人说他出去了，我追了六七里路才追上他，他是七里小学最好的数学老师，但是他教小学，对初中的几何题不怎么懂，我白跑了一趟，又赶紧跑回家复习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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